羌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内的汶川、茂县、理县等地，还包括绵阳的北川县。长期以来，羌族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性，如羌族禁忌、羌族乐器、羌族歌舞、羌族体育、羌绣以及羌族美术。可以说，羌族人所创造了优秀历史文化成果，构筑并丰富了我国灿烂多元的少数民族特色内涵。然而，羌族人数稀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自己的文字是羌族产生与发展中的遗憾。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羌族地区的人们开始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生产方式的变迁带动着社会关系、民族文化也跟着发生剧烈改变，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迁过程中人们有意为之的因素居多。特别是2008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在国家宏观调控、政府督促领导、人民群众积极配合的模式下，羌族的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羌族人口的迁徙也变得频繁。[1]从地理信息的视角来审视羌族的发展和变迁，对回顾羌族变迁的历程和考察羌族发展的现状意义重大。 (一)羌族聚居区人口的发展和变迁 与其它少数民族相似，羌族聚居区人口随着民族的融合与迁徙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由于羌族本身的民族特征，在少数民族中属于总人口数量较少的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原生态的羌族人口越来越少，因为杂居或是城镇化进程，部分羌族人与藏族混聚，形成藏羌民族，还有相当数量的羌族人口逐渐迁徙到汉族聚居区，与汉族通婚，形成汉羌族。为此，新型的羌族人口多居住于阿坝县域和绵阳部分区县。[2]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暴发，给主要聚居在汶川、茂县、理县和北川等地羌族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十分严重，文化遗产遭受损坏，剩余的大多数羌族人民身心遭受重创，文化传承岌岌可危，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抢救措施，中国羌族文化这种口口相传的文化可能从中国消失。 (二)灾后羌族聚居区重建的政策导向 由于灾后重建是由国家调控、政府领导，即使国家在重建前召开过数次会议强调“尽可能复原羌族本土文化而不是用异质文化去重构，要保留该民族的记忆”，重建后的羌族依然出现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融洽不到位、不协调的现象，甚至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方面出现了现代元素压倒传统元素的情况，“羌族汉化严重”的畸形发展与变迁，与国家和人民希望的重建羌民族的愿望背道而驰，大相径庭。难道重建羌族不能运用现代元素于其中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只是重现以往的羌族面貌而不推动其进步，那么羌族最终依然走向消亡，不复存在。为挽救文化遗产，守住羌族，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成就了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紧密结合的羌族，如羌族的吃食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承和保护，服饰穿着方面民族服饰与现代服饰并存，房屋建造方面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并存，交通方面，“都汶高速”公路的修建对羌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3] (三)地理信息与羌族聚居区人口发展和变迁的辩证关系 保留羌族传统的关键不是一味地反对现代科学技术，而是顺应时代的步伐，选择合适于羌族发展和变迁的方法来促进其进步与壮大，而此处笔者以为运用地理信息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地理信息是一种有关地理实例的性质、特征及其运动状态或表征的知识，是关于地球表面特定位置的系列信息。地理信息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信息系统，它具有空间多维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在地理信息的基础上，日益发展起来一批新兴的产业，如卫星导航、电子地图、遥感影像等，通过运用GIS分析数据，得到想要的结果，以便帮助人们更为准确、快捷地了解到某一地区的位置与状况。[4]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地理信息得到广泛应用，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地理信息技术更是渗透在社会经济的各领域，为各行各业的人使用。 无论是5.12地震前，还是震后，羌族聚居区人口的发展和变迁无疑印证了羌族人口在地理位置关系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或是受制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及科技等制度，或是受制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口生存、繁衍及发展的选择。为此，科学借助地理信息技术和地理信息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既能科学规划羌族人口聚居区的稳定，又能因势利导避免一些灾难事故的发生。 (一)地质生态信息为羌族聚居区人口发展和变迁提供指引 羌族多分布于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的高山、半高山地带，这些区域地貌复杂、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为羌族与外界交流和联系设下了天然屏障。因为这里处于高山河流之间，地质生态非常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之当地资源匮乏，羌族人民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所以要想致富，发展壮大羌族，跟上时代潮流，他们就必须走出大山去联系外界，引进资金以促进民族的发展，这意味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地质生态信息的依赖程度很大。[5]地理信息能够给羌族人民提供地质生态信息，一方面让羌族人民了解所生活的地方的地质特征，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具备的矿藏资源，为他们选择移居提供科学参考；另一方面让羌族人民了解生态特征，为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提供有益帮助。 (二)地形地理信息为羌族聚居区人口发展和变迁提供保障 网络时代的到来和飞速发展让知识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彼此传递，彼此分享，找出症结，快速地解决问题。国家和政府可以联系实际在地理信息系统里提取出需要的当地的地理信息，并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GPS)对当地进行定位，确定服务对象位置，利用遥感(RS)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探测，在短时间内就能收集到大范围的数据知识，对其进行分析，得到精准的地理信息后，再落实合理的铺桥修路方案。[6]地理信息能够保证从当地地质条件的实际出发，既有利于修筑坚固的大桥和公路，又有利于节省人力、财力和物力，留下更多的资源以备他用，还避免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了自然生态资源，实现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一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目标。 (三)地理信息技术为羌族聚居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 地震前羌族地区虽然自行地组织转型，但效果甚微，长时间内没有脱离三大产业中以第一产业为主，发展第二产业的经济结构，第三产业甚至处于停滞不前的零发展阶段，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当地民众不是没有尝试发展工业和服务业，而是由于当地政府的支持不到位和自身资金的不足等多方面原因致使企业破产，这让后者不敢再轻易尝试。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调控为羌族的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动力，灾区借助国家的扶持积极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该区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增长迅速，特别是互联网用户人数竟然增长了80.2%，可见网络时代的前进速度多么令人瞠目结舌。所以，处在这个时代的企业如果脱离网络，结果只能是竞争失败后消失。 (四)地理信息技术为羌族聚居区民族企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羌族聚居区民族企业可以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将自己带有本地特色的产品或代表本公司产业的设计做成信息输入电脑传上网络以便被其他感兴趣的用户(顾客)搜寻，借用WebGIS(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宣传自己的公司和产品，以在网络上吸引客户或合作伙伴。互联网服务于全球，将自己的地理信息放在网络上被世界人民阅览，可以预见会吸引多少潜在客户。顾名思义，移动GIS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具有移动性。这种招揽客户的方式较之传统的广告进步太多，既起到了广泛宣传的效果，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用于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是一大优势。 (五)地理信息服务为羌族聚居区文化旅游宣传提供了便捷 由古羌发展至今，羌族积淀了太多优秀的民族传统特色文化，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传统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比如羌语汉化、羌服汉化、羌族节日汉化等。羌族传统特色文化堪称世界瑰宝，地震的破坏却让这位古老的“尊者”濒于毁灭。那么，用地理信息服务将羌族推向世界，由世界人民共同参与保护和发展羌族文化，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羌族地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风景自是一绝，加上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然而旅游业不只是有物质条件与文化内涵就能够开展起来的，还得有一套经营模式。地震间接的起到一定的宣传效果，使人们能够知道羌族及其文化的存在并纷至沓来，但是没有一系列旅游设施，游客就会迅速离去。[7] 地理信息好处很多，游客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或者电脑网站上搜索，找寻相关资料进行了解和补充，也可以在当地旅游的同时发布信息，为其他游客提供参考，填充网络中的不足。用户在享受数据者同时，自身又是空间信息的提供者，这种模式可以使游客在娱乐的同时吸收羌族文化知识，传承羌族文化传统。目前中国移动网络覆盖率已达到98%，而且已经步入4G时代，拿着手机到哪儿几乎都可以上网享受到信息的提供。地理信息系统将大部分羌族传统文化收集起来保存到网络，供世界上所有感兴趣者查阅，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和谐景象。研究证明，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只要在二者之间平衡好取舍关系，两者可以呈现出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美好画面。 综上所述，羌族聚居区人口发展和变迁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无一例外的是地理信息的应用日益成为羌族聚居区人口发展和变迁的重要推动因素。羌族聚居区相对比较偏远，较之发达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地理信息的应用缩短了羌族城乡差距，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羌族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被外来世界的美好所深深吸引，羌族人开始走出大山，开启了现代化道路。在思想观念上，与汉族及其它民族的通婚，让羌族人逐渐开化；不再完全依靠农牧业，而转向服务业，旅游业和民族产业开始兴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开始被市场经济形态所取代。地理信息服务，也让羌族人民居安思危，不再聚居于险要区域，在城镇化道路上，羌族分散而居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划片区，成社区聚居，特别是5.12汶川大地震后，城镇化不仅使羌族人民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而重要的是羌族人民大量移居新兴城镇，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在地理信息的影响下，羌族聚居区人口发展和变迁正谱写着一首时代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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